由徐州申办国家文明城市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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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回家，发现徐州在热火朝天地创办全国文明城市，城市出现了很多变化：比如，徐州是个“自行车城“，以往有很多骑行者不按交通秩序行驶，或闯红灯，或随意骑到机动车道、人行道上，造成了秩序的混乱，而如今街上多了很多交通志愿者，监督市民们的行为；再比如，现在交警强制要求机动车在斑马线礼让行人，违者罚款50块，扣两分；我的初中老师就因为违反了条例而被罚款。对于这些变化，很多市民都表示非常的赞同和支持，毕竟遵守规则是最基本的个人素质，如果创办国家文明城市能淘汰当今社会一些不文明的、素质不高的东西，那不是人人拍手称快吗？
但是最近一些事情引发了我新的思考。有天我坐公交出门，出门晚了，内心很是焦急，希望公交车能开的快一点。但是，忽然在一个路口，没有任何红绿灯，公交居然停了下来。我当时非常奇怪，也很不爽，不知道为什么公交车会停。在探头张望了一下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原来刚才那是斑马线，司机在礼让行人。突然觉得有点羞愧。我这个自诩“素质很高”的大学生，长期浸淫在一种“无需遵守规则的”、“错误的”环境下，已经对正确的行为反应迟钝了。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我也如同汉人刘向说的一样“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与之化矣”。
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正义的超人，这个超人在我们还小的时候，总是提醒我们要做正确的事、要做一个好人、看到皇帝没穿衣服时要敢说出来。
而随着我们长大，我们越来越听到这样或那样的话：

• 别傻了，那样做没用的
• 这个世界就这样
• 中国就这样，你改变不了的
• 好好挣钱吧，别想这些没用的
• 枪打出头鸟，别胡闹了
• 都30岁了，怎么还像个小孩一样，说话不经大脑
• 中国人都这样，承认了吧
• ……

这些话第一次听，可能99%的人会抵触，第二次听，可能90%的人会抵触……第十次听，可能只有10%的人会抵触。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一个著名的词，叫做 体制化。犯人老瑞德（摩根·弗里曼饰）这样谈到“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

“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这些话听得越多，心中的超人就越被挤压，他本以为，你是一个正义的人；他本以为，你是一个踹车轮的人；他本以为，你不是一个容易被体制化的人；他本以为，他能生存更长的时间。
对你说这些话的人，往往是已经被体制化了，所谓体制化，就好像一个20来岁的人去当公务员（没有特别鄙视公务员的意思），每天做着一样的事，然后对你说，

人生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会结婚生子死去，我的孩子也是这样，我的孩子的孩子，还是这样。

对于他来说，世界就在这个体制里面。
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式过马路，凑够一堆人就可以走，不管红灯绿灯；我们看到了百度的疯狂作恶，“卖血友病吧”、“魏泽西”、“竞价排名”、“虚假广告”、“百度全家桶”，真是罄竹难书；我们还看到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GFW的存在让多少网民失去了尊严？Google的离开，更让百度肆无忌惮。
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比喻，有人说，社会就像一个大车轮，很大、很沉，如果你踹它一脚，它纹丝不动。但如果从微观的角度去看，你踹的这一脚，可能让这个大车轮移动了几纳米，只是你肉眼看不到，而事实上，车轮却因为你的这一脚向前移动了一点点。如果每个人都能去踹一脚，车轮可能就能以微米，甚至毫米的速度向前进。但如果我们都仅凭肉眼直观地觉得我们踹一脚没用，社会就不会进步了。
我想我们应该感谢当今互联网的存在，使得一个个微小的个体都有了主动了解世界的机会，比如以前我只能在电视机和报纸上了解到主流媒体想让我了解到的信息，但是如今我可以利用互联网上Google等搜索引擎主动去了解信息；同时，互联网也给予了我们主动发声的机会，比如以前我可能只能给家人说百度很垃圾，但是现在我可以写文章让很多人看到。
勿以力小而不为，很多时候，改变世界并不是说一定要我们发明iPhone或者写出流传千古的音乐、文章，只要我们“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都去踹一脚车轮，都能对社会产生一点点影响，就是在改变世界。
毕竟中国有10多亿人呢。

回望那个纯真的年代——读《七十年代》有感

        很久没有发博文了，俺最近忙着转专业的事情，焦头烂额，所幸终于转成功了，要稍微的庆贺一下。最近读书很杂，历史、文学、政治、经济都略有涉及，所以俺今天就来写一写这段时间的读后感吧：）

        上周读完了由北岛、李陀先生主编的《七十年代》这样一本回忆录集，选了三十多个当代知识分子（包括了作家，诗人北岛、王安忆；画家陈丹青、张朗朗等人），记述了他们对于七十年代的回忆。在维基百科的年代记事上，七十年代指1970年至1979年这十年的历史。这段历史距离我们这一代，只有短短三十年的长度，却已经如同泛黄的老照片，让人难以捉摸。偶然间看到了这本书，如获至宝，很快读了下来。

        那段历史在我脑海中曾经只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大记事：1971年中美建交、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改革开放正式开始.......如果说，这些大记事只是骨架的话，这本书能给予了骨架以血肉和细节，让我们能从一个个人的角度去重新回顾和反思那段历史。无论是知青们收听美国之音、BBC之类的“敌台”；还是北岛先生抱着自己的书稿躲避审查；亦或者是中学生们只需要背熟几条“毛主席语录”便可以升学，都让人捧腹、恐惧、亦或者困惑。回忆录的作者们在七十年代大多是二十岁的黄金时代，那种年轻人的对权威的反叛、对自由的追求、对于知识的渴望无不让我感慨不已。

        而让我最为意外的是，在那样一个贫困、混乱而又灰暗的年代，那个时代的青年的精神是如此的纯真和理想主义。

“当蜘蛛网无情的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的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郭路生（食指）的诗道出了青年们的心声。于是我们看到，张朗朗先生在被“四人帮”用莫须有的“间谍罪、恶毒攻击中央首长”等罪名关进监狱之后，依然能够在铁窗中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屈不挠，最后成功的活了下来；遇罗克能在《血统论》红色恐怖的笼罩下，借着形势的变化，一篇《出身论》横空出世，如同流星划破漆黑的夜空，成为当时很多人精神的领袖。我想，在那样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敢于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的人，是应该被称作英雄的了。虽然对他们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诋毁，但是，鲁迅先生曾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这样的人，是我辈之楷模。

  看看如今，似乎理想主义这样一个词已经变成了一种嘲讽，抑或者是当今社会的一种稀缺品。这种现象，我深不以为然。在日本，有一种精神叫做“工匠精神”，指工匠以极致的态度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不断追求完美的过程。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理想主义。今天的社会追求一种快销化的增长方式，如赚快钱、看快书、追求快速的个人增值，这无可厚非；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在生活中，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选择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保持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如同普罗米修斯盗火，将理想传递下去。如果一个时代没有了这样的人，那将会是悲哀的。

我们应该向那些拿着“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的普罗米修斯致敬。

终于有了自己的新博客欧耶！！

我真心不喜欢csdn博客的界面，实在是太丑了，今后就用这个博客啦，我会多多在上面发布自己在学习生活中的感想的！！加油吧！